每年六月，千万考生走进考场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；对旁观者来说，这是又一次关于“教育何往”的集体叩问。
当焦虑的学生在题海中窒息，当抑郁的青少年数量逐年攀升，当“考上大学就好了”的许诺越来越像一句空话——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问一问：今天的教育，到底怎么了？
一、理想与现实之间：毛泽东的教育观
早在1917年，青年毛泽东就在《体育之研究》中痛陈：“吾国学制，课程密如牛毛”，“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，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”。他看到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：重智育轻体育，学校与社会脱离，学生闭门求学。
他提出“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”，主张德、智、体“三育并重”。在后来的教育实践中，他又进一步倡导学习与生产相结合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、学校与社会相联系。1920年任一师附小主事时，他开设劳动课，让学生自己种菜、养猪，“使学生从劳动中尝到了创造的乐趣”。
毛泽东的教育观，核心是反对教育脱离生活、知识脱离实践。他希望培养的不是“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”的书呆子，而是能够在实践中成长、在劳动中发展的完整的人。
这一理想，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。
二、公平与代价：高考的功与过
然而，理想必须面对现实。
1977年恢复高考前，高校招生实行“自愿报名、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、学校复审”的办法。结果是什么？社会学家李强回忆：“所谓‘推荐’，根本没有标准，全凭领导一句话。很多地方，谁有关系谁就可以上大学，上大学成为干部子女的特权。”当时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学好数理化，不如有个好爸爸”。
恢复高考，用“分数论”打破了“成分论”。李强说：“中国是个人情社会，如果不用分数去衡量，就会有无数的办法找关系‘走后门’。全体中国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——这个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巨大。”
这就是高考的功：在人情社会中守住了一道公平的底线，让无数寒门子弟有了向上流动的可能。
但高考的代价同样沉重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指出：“现在成绩几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，未成年人被单一维度裹挟。这种‘成绩至上’的机制导致学生抑郁、自我否定，让教育沦为‘投资前18年，透支后半生’的短视行为。”
她以买股票作比：“最成功的买入是低开高走，最失败的操盘是高开低走。过早耗尽孩子们的热情与生命力，就只是为了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，然后就再也没力气了——那以后咋办？”
三、谁在为“唯分数论”付出代价？
2025年高考季，网上铺天盖地是“屏蔽生”“高考查分名场面”的热搜。大众新闻评论尖锐指出：“看起来这是各方都能得益的‘名场面’，学校收获了成绩，学生收获了荣耀，炒作者收获了流量。但这些名场面的背后，又伤了谁的里子？是社会的里子，教育的里子。”
“唯分数论”实实在在带来了伤害：“会让‘便秘的中学生’群体越来越大，会让抑郁青少年数量越来越多，让厌学、休学的孩子和家庭一起陷入煎熬。”
为什么“有枣没枣打一杆子”的送考爸爸、济南烤鸭店老板能引发如此多的共鸣？为什么挑着行李大步向前的“扁担女孩”刘同学能收获如此多的赞誉？为什么女儿高考288分却由衷为她庆祝的妈妈能得到如此多的支持？
因为这些普通人身上，藏着人们对教育的另一种期待——期待“一考定终身”成为过去时，期待能有更多的成才路径，期待社会能把孩子的健康快乐摆在更突出的位置。
四、改革在路上：AI时代的教育探索
令人欣慰的是，改变正在发生。
2025年5月，北京师范大学举办“AI+学习评价创新学术研讨会”。教育部原考试中心科研处处长韩家勋提出，AI技术应深度融入考试评价体系，依据新课改“教—学—评”一致性要求，开展动态化、个性化的科学评价。
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张生强调，人工智能时代，教育评价应从知识技能转向核心素养，关注学生的自主发展、身心健康、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能力。
在实践中，北京第一实验学校已经开始了探索。学校将每个学期划分为3个学段，每个学段围绕一个核心“能力目标”组织课程。初中数学设计了18个递进能力，让学生每6周专注攻克一个。学生达到目标后可获得自主时间拓展，学习模式变为“模块内加速，富余时拓展”。
学校还为一位有先天障碍的学生量身定制了一张课表：数学在四年级，英语从一年级学起，并开放所有艺术课。这不仅是学业上的安排，更成了一张情感的地图。
北京东方红学校创办了“良知班”，为厌学的学生提供减压、发现自我价值的港湾。校长付彦军认为：“面对未来的教育，单纯追求升学率已没有出路，重心更应回归到对人的关怀上。”
五、说给老师们听：我们能做什么
老师们，你们是离孩子最近的人。
林小英在《县中的孩子》中分享了一个故事：她1995年参加高考那年，奶奶生病卧床。高考照常进行，结束后她照常照顾奶奶。拿到录取通知书后，奶奶过世。她说：“个体的生活就是这样，虽然是微小叙事，但也无可阻挡地浩浩荡荡往前走。何谓重大事件、何谓重大意义，都是事后的定性。”
她送给考生的三条锦囊妙计值得每位老师思考：一是真的给爸妈做顿饭吃，不是表演性质的；二是跟伙伴一起出去玩一趟；三是把老师们建议阅读的经典书籍好好读一遍。她说：“能群居，也能独处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作为老师，我们可以在分数的夹缝中，为孩子打开一扇窗：
教孩子“考试即修行”。告诉孩子：分数是敲门砖，但敲开门之后，砖就可以放下了。用最短的时间、最少的精力拿到够用的分数，然后把剩下的生命还给生活。
把实践带进课堂。讲数学，可以算算怎么卖东西；讲语文，可以写写真实的社会观察；讲历史，可以讨论今天的问题。让课堂成为连接书本与世界的桥梁。
守护孩子的身体与心灵。看到学生抑郁迷茫，停下来问一句：“你还好吗？”这一句，可能比一堂课更重要。鼓励他们运动、休息、玩耍，告诉他们：命比分数重要。
六、说给政治家们听：改革可以慢，但不能停
政治家们，你们掌握着制度变革的力量。
2025年6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山西调研高考工作时强调，要“守好公平公正‘生命线’”，“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高考组织实施，都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、为国选才”。这是对公平底线的重申，也是对改革方向的指引。
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指出，教育改革的核心是不能让80%学生为20%精英“陪跑”，教育不能过于“育分”而非“育人”。要实现这一转变，必须从以“教”为本转向以“学”为本，从“育分”转向“育人”，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。
具体而言，以下几点值得考虑：
第一，优化考试评价体系。 逐步减少死记硬背的比重，增加实践能力、思维品质的考察。利用AI技术，探索“因材施评”的可能。
第二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。 让擅长动手、热爱实践的孩子有一条被尊重、有前景的路。像德国那样，让技术工人拥有与白领相当的社会地位和薪酬，让“学技能”和“考大学”同样有尊严。
第三，探索学制改革。 毛泽东主张缩短学制的思想仍有现实意义。虽然学制改革牵涉面广，但方向值得探索。压缩基础教育的年限，把更多时间留给实践、留给社会。
第四，建立多元评价体系。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项贤明建议，高校可根据自身特色、不同专业的要求，制定不同的录取方案，对不同学科专业的考试成绩赋予不同权重。通过多样化的录取方案，推动学校教育多样化发展。
第五，守住公平底线。 任何改革，都必须守住公平底线。工农兵推荐制的教训不能忘。无论怎么改，必须让寒门子弟有路可走，让权力寻租无门可入。
七、教育的初心：让生命回归主体
1977年，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时，面对的是一个废除考试11年的中国。那11年里，“推荐制”造成的“走后门”乱象，让无数寒门子弟失去了上升通道。
今天，我们批评高考的弊端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高考——我们是在制度之内寻求完善，而不是在制度之外幻想替代。
顾明远说：“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。”斯坦福大学教授蒋里说：“在AI时代，能力远比分数重要。”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泉水说：“制约中国创新突围的关键瓶颈，是对‘优秀’与‘卓越’本质差异的认知错位。”
这些声音指向同一个方向：让教育回归育人，让学习回归生活，让分数回归工具，让生命回归主体。
正如林小英所言：“读书这件事，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类型，也不单是一种教育效果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存在方式。”
八、最后的呼唤
老师们，政治家们：
我们的孩子，不是分数的容器，不是考试的工具，不是产业的零件。
他们是活生生的人。他们有身体需要健康，有心灵需要滋养，有生命需要绽放。
毛泽东说：“体者，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，其载知识也如车，其寓道德也如舍。”身体垮了，知识道德何处安放？
今天，当无数孩子在题海中耗尽青春，当抑郁成为校园里的隐形流行病，当“考上大学就好了”的许诺越来越空洞——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：教育到底是为什么？
为了让每个孩子，都能健康地活着，快乐地成长，自由地选择，有尊严地走向未来。
这是一条漫长的路。但只要我们走，路就在脚下。
